少数民族医学

　　二、丁零、高车、回鹘、维医学的发展
　　维医学(从丁零到回鹘的医药)：“丁零”一称，公元前三世又汉文史籍中已经出现。这是一个游牧于东起贝加尔湖，西至额尔齐斯河和巴尔喀什湖之间辽阔草原地带的部落。自公元二世纪至公元九世纪中叶回纥汗国灭亡，六百多年间蒙古草原一直是丁零及其后裔（高车、铁勒、回纥)的主要分布地。高车(铁勒)部族文化受匈奴、鲜卑及其它杂居民族影响甚大。铁器是从汉族那里由匈奴人传之于丁零的。医药卫生习俗与匈奴互相彷佛，“俗不清洁”。漠北铁勒诸部归附唐朝，成为唐“编户之民”，大大扩充了唐帝国疆域，同时唐文化也大大推进了铁勒部族文化的发展。其间医药文化也必有交流。唐政府曾先后下嫁过三位公主给可汗，每嫁都带去大批汉族工匠、医博士和随从人员。汉工匠帮助营造了“可汗城”、“富贵城”、“可敦城”、“公主城”等，医博士则专为公主又随从人员作保健服务，久之也为可汗及达官贵人诊治疾病。公元8世纪以后，回纥部众大批西迁。一支迁往中亚，建立了喀拉汗王朝；还有一支入居吐鲁番，建立了高昌回鹘王朝。回鹘既融合了早先就分布于天山以北和西部草原的突厥语各部，又融合了两汉以来移居这里的汉人；并且同原住南疆广大地区操焉耆、龟兹、于阗语的部族，以及后来迁入的吐蕃人、契丹人、蒙古人等长期相处，繁衍发展，最终逐步形成了定居于此的维吾尔族。
　　1974年吐鲁蕃小桃沟出土有汉文、回鹘文合璧药方(现藏新疆博物馆)，透露出回鹘人对汉族医学的学习和研究，据考证，年代在回鹘人迁入后不久，其方药内容已残缺不全，成方药多以中原用药为主；中原的炼丹术、华佗麻醉术等均可能是经西域(尤其高昌回鹘)而传之于阿拉伯及西方世界的。同样，阿拉伯、波斯及拜占廷的商人继续将香药等送到中国出售，也多通过高昌回鹘丝绸之路。
　　现在尚能见到的十世纪回鹘文献中，《金钥匙》一书于1920年由德国考古学家冯勒·高克在高昌古城遗址发掘中发现，为维吾尔历史上第一部重要医学文献，现存柏林。西方已有不少学者就此发表了研究专著。1980年，新疆卫生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帮助下，将之译成汉文，全书回鹘文共201行。分为理论、疾病、治疗、药物四部分，主要以血液、胆液、粘液三种体液在风寒影响下造成各种疾病立论。具体记述了创伤、皮肤、五官、呼吸、心脏、消化、泌尿生殖、神经、妇产、小儿及麻风、狂犬病、慢性发烧等病症，其中还有些今回鹘文考古专家也不明了的疾病，治疗则包括药物、营养、冷热敷、灸烙、放血、穿刺、天然水、引产等各种疗法，以药物与营养疗法为主。最多为动物药，其次为家畜家禽，少量为植物药，矿物药极少。一般都用本土所产。方剂有单方、复方、偏方、验方，并有油膏、软膏、溶液、丸药、含片、栓剂等剂型。药利配齐后煎到不糊或煮开锅后即可，然后用阴干之法最后制成。此书理论及实践均不同于印度、希腊及我国内地汉医，而又互见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
　　土耳其之中国籍（维吾尔族)针灸医师穆罕默德·亚库夫·市格热在德国柏林博物馆吐鲁番展厅参观时，发现出土于高昌故城遗址的回鹘文《针经》他说：“吐鲁番出土具有当代特色的半身裸体象，上有用箭头指出的数个穴位，穴位说明是用古代回鹘文字写的，但很少能读懂。”（参见其所著“突厥人的针灸疗法”文，刊土耳其《东土耳其斯斯坦之间》杂志），所附回鹘文针灸图中可读出者有：
　　“头部……胸、上肢、踝部……如果人体发烧……它的穴位在这个部位……心脏穴下二指则二指。”
　　回鹘人的针灸术上继于唐时高昌王朝，更早则于公元5～6世纪《居延汉简甲编》已见内地针灸传于河西走廊，吐鲁番人今之热沙疗法也与灸术有些渊源关系。
　　由于阿拉伯文化和波斯文化持续不断流入维吾尔人民中间。回鹘医学也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巨大冲击。成书于1069～1070年间的《福乐智慧》虽是文学经典著作，却也反映出这种影响，作者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将“四要素”学说揭示给人们，在这部长诗中，他说：“四位同伴于我，好似四种要素，四要素组合，才能沟成生命。”其引入火水土气四要素，人体中的红色要素即血液质，黄色要素为胆液质，白色要素为痰或粘液质，黑色要素即黑胆质，四要素失去和谐即可得病。
　　他对四大物质的四种属性热、寒、湿、干在病症中的表现以及相针对的治疗也作了表达，在养生用食物选择方面，他说：“若是少壮之年，正值生命之春，多食热性食物，血脉方能畅通。若是年过四十，面临生命之秋，多进热性食物，体素调理要周。年足六十，年华恰如冬日，仅可食用热物，凉食应该弃置。”
　　这一时期喀什最有名望的医师是伊麻地丁·喀什葛里，他曾将拉齐和阿维森纳的著作介绍进来，他所著的《中国土茯苓》药物手册传播到中亚及西方国家。他的主要著作是《医疗法规解释》，他认为，危害生命的是饱食胀死，因此要“不多食”、“不要多吃零食”，并劳逸结合。这位名医还主张“饱食时不洗澡，裸身时不睡觉，酒醉时不同房，发怒时不吃饭，适当进食，注意睡眠。”“健康时尽量不吃药，要是发现自己有一点小病，就要抓紧治疗，适当服药，使病痊愈。”此外还论述了营养、饮水、水果、四性等，认为“包括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应该保持中间的状态。”（《福乐智慧》，第603页，605页，民族出版社1986年）。
　　以上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念，有不少中国内地的儒家和中医理论（如慎言、中庸、醉莫入房、治未病等)的痕迹，同时结合了回鹘本民族的经验，但主体已转化为阿拉伯四体液医学体系，可见伊斯兰文化渗透之力。
　　这一时期，维吾尔医学已经初步形成，漠北回鹘时期的医学传统在疾病治疗中仍居主导地位，万物及疾病均以寒、热类分，动物药和植物药也区别为寒性、热性两种，用作针对性治疗。
　　喀喇汗王朝时期的《突厥语大词典》堪称维吾尔族最古一部百科全书，作者马赫穆德·喀什噶尔，其中记载有34种常见病和治疗药方、诸种疗法，与《金钥匙》基本相同。例如治腰髋疼痛：“可以用鸽子粪与黑粗麦面同煮，连敷三个夜晚即愈。”“如有人被疯狗咬伤，让他吃疯狗的脑髓可愈。”这些都是维医民间疗法。
　　喀喇汗王朝的医学进步表现在不但有了职业医生，而且有了内、外、五官、妇儿科的分科。外科包括肠梗阻、损伤、天花、麻风、骨折、疣、色班等。内科疾病如伤寒、胃炎、赤痢、感冒、失眠、疟疾、头痛、腹积水、狂犬病、哮喘病、性机能衰弱、咯血、尿血等。五官疾病有白内障、失明、耳鸣、叮咛、耳嗅、耳聋、鼻血、牙疼等。妇产科病如妊娠斑、怀孕、不予怀孕。治疗用服药、药膏、泻药、解毒刃、放血、静养、心理疗法、温泉浴、食物疗法等，药物诸如荜、木通、檀香树、洋李、土木香、菖蒲等等。另外如酸奶泻药、硼酸等为成药。
　　伊斯兰教入主新疆之后，建立了大批寺院和学堂，其中也包括医学家和兽医学家，这是一种特殊的医学教育方式，因为每个学生都要学伊斯兰语(大约因此之故，后来回鹘文被阿拉伯文取代)、天文、地理、数学、文学、医学、药物学等。
　　卒于1083年的穆罕默德·伊本·拉西德·伊本阿里·喀汁噶里医师，用茄茴香酒治白癜风，用人参治阳萎，用小茴香、洋茴香、阿育魏实、卡拉莱籽治疗弱视等亦颇具特色。
　　医生在汗国比较受重视。《福乐智慧》有“如何对待医生”一篇，其中说：医生，他们为人们医治病痛。这种人对你十分需要，没有他生活断难过好，一生中总有个脑热头痛，医生能为你治好疾病。瞧，疾病乃是死神的帮凶，有生必有死，为人之常规。医生乃是有用之人，要多加亲近，莫亏负他们。”
　　喀喇汗王朝的文化包含有波斯、印度、阿拉伯诸地区文化的成份，曾先后受摩尼教、佛教、伊斯兰教的影响，并一直在汉族文化的熏染之下，丝绸之路的历史贯串其中，地跨葱岭东西，直抵原届苏联的塔什干、撒马尔罕及布哈拉等城市，故回鹘医学的基础也是奠立在这样广阔的基础之上的，阿拉伯的著名医学家阿维森纳等也是出身于突厥语族，因此回鹘民族接纳阿拉伯医学体系似有天然的便利，地理环境、民族特点等等成就了相似模式的医学。亦由于同样的原因，回鹘民族的医学家在中外医学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汉族医学西传及阿拉伯医学的东传都有着他们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壮医药的发展
　　唐代，广西属岭南西道：设立桂、容、邕三管、壮族医药经过秦至隋代的积累时期，逐步形成具有独特民族风格，又渗透有汉医学的壮族医学。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反映出来：

　　（一)文献记载的壮族医药大量增加
　　唐宋著名的本草学、方剂学著作及有关壮乡风土人情的《岭外代答》、《桂海虞衡志》、《岭表录异》等，都记载了大量的壮族医药经验，反映了这一时期壮族的医药水平。
　　唐《新修本草》共载药850种，当时，曾下诏全国，征询各地药物标本，根据形色加以图绘，其中也收载了部分的岭南地区药物。如：
　　蚺蛇胆、钓樟根皮、获苓、蒜桂、滑石、黄芩、瓜芦木、青石、赤石、黄石、白石、黑石脂、钩吻、白花藤、蛇黄、郁金、蓝实、柏实、蒟酱、莎草根、苏方木、槟榔、白兔藿、狼跋子等产自岭南地区的药物，也被收入了《新修本草》。
　　陈藏器的《本草拾遗》在补充《新修本草》的遗漏祁纠正纷乱时，亦记载了不少壮族地区的药物。如：陈家白药相甘家白药。苍梧县，隋置，治所在今梧州市；龚州，唐置，治所在今平南县。陈家白药和甘家白药均是性味苦寒，但前者无毒，后者有小毒，二者均具有解药毒的特效，服之能使毒物吐出而愈。二者为当时著名的解毒药。石药。“出贸州山内石上。”贸州，即今之贺县。此外，《本草拾遗》还收入了许多产自岭南地区的药物，如鸡候菜、含水藤、赤翅蜂、独脚蜂、腆颗虫、枸橼、无风独摇草、予脂、陈思岌、草犀根、黄龙眼、万一藤、骨碎补、麂目、牛领藤、灰药、金钗股等。
　　唐·李珣的《海药本草》也有部分壮族地区药物的记载，如零陵香、钗子股、君迁子、蛤蚧、人肝藤、冲洞根、皋芦叶等。特别是其中对蛤蚧的记载尤详：“蛤蚧，俚人采之，割剖以竹开张，曝干鬻于市，力在尾，尾不全者无效，彼人用疗折伤，近日西路亦出，其状虽小，滋力一般，无毒，主肺痿上气，咯血、咳嗽、并宜丸散中使，凡用，炙令黄熟后，捣口含少许，奔走，令人不喘者，是其真也”。记录了壮族先民加工蛤蚧及辨别真假的经验。
　　唐·刘恂的《岭表录异》虽不是本草学专著，但其收录的部分壮药临床应用经验，确实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山姜以盐藏暴干，煎汤饮治冷气；山橘子破气，蛤蚧治肺疾，槟榔祛瘴疣，倒稔子益肌肉，羊血解治葛毒等等。
　　唐以后《桂海虞衡志》及《岭外代答》作者范成大和周去非虽然不是医家，但他们在广西为官多年，对当地的医药有相当的了解，并加以记录，如记载矿物药、动物药植物药品种繁多，有治疗瘴气类的有解各种中毒的，有清热药，及芳香药材等等。
　　从文献记载来看，壮族地区盛产毒药，壮医善于制造和使用毒药，除了与广西的水土环境有关外，尚与当时的法律未能在壮族地区全面执行有关。虽然对于买卖毒药，国家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凡是以毒药害人的都要给予严厉的制裁，或处以极刑。因此，在中原一带买卖毒药是非法的，但在偏僻的壮乡，由于交通不便，统治阶级鞭长莫及，这些法令难以生效。从《诸病源候论》记载的岭南俚人使用的五种毒药，以及《肘后备急方》提及的“俚人药毒”，充分说明了壮族地区出产的毒药，在当时已通过买卖进入了中原。

　　(二)方剂学的萌芽
　　壮药品种的增多和使用经验的积累，为壮医方剂学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唐宋时期的方书，除了收载大量的中医药方外，也收入一部分岭南的解毒、治瘴气药方，其中包括壮医方药，显示出壮医方剂学的萌芽，《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都收有不少岭南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柳宗元被贬为湖州刺史后，曾患过不少疾病，为治病防病，他虚心向当地人民学习，亲自种植中草药，自采、自种、自制药物。柳宗元博采当地的医药经验，结合自身的治疗经历，编纂了《柳州救三死方》，记述了疗疮、脚气及霍乱三案。

　　(三)医书分类出现了”岭南方”
　　1161年郑樵氏在《通志》中进一步将医书细分为26类，其中岭南方类五部九卷，应包括壮族医药在内。分类中设岭南方一项，标志包括壮族医药在内的南方少数民族医药在祖国传统医学中的明确地位。据《岭南卫生方》前言，当时及随后的岭南方书有李喧的《岭南脚气论》、李继皋的《南行方》郑樵《通志》载的《治岭南众疾经效方》、《广南摄生方》等。

　　(四)涌现出一些比较有名气的壮医
　　宋代，见于文献记载的，有名有姓的名医，在壮族地区有两体位。《苍梧县志》记载：“宋代，邑育针灸名医梁大用，世奉洞宾，遇异人，授以白石，剖之得三针，并得针灸书，人有病患，针之无不立愈”。虽然带有神话色彩，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壮医针灸技术之高超。《广西通志》(嘉靖十年)记载：“宋，俞仲昌，贵县东部人，少业儒，不求仕进，不趋俗好，乐施舍，精医术，治人多不责其报，乡人尊为老先生，名公硕士多为篇什以杨其美”。

　　(五)对解剖及生理病理的认识
　　北宋庆历年间，广西宜山县曾发生了一次农民起义，统治阶段用蔓陀罗花酒诱捕了欧希范等起义首领犯人，全部杀害，并命宜州推官吴简及绘工宋景等，对尸体进行解剖，绘图成册，名曰《欧希范五脏图》。这是我国医史上第一张实绘的人体解剖图，它主要是关于人体内脏的图谱，对肝、肾、心、大网膜等解剖位置和形态的记载基本正确。

　　(六)对瘴气的认识和治疗
　　瘴气，是古代壮族地区的常见病，广西素有“瘴乡”之称，正如《桂海虞衡志》所说：“瘴，两广惟桂林无之，自是而南，皆瘴乡矣”，广西气候炎热、多雨潮湿，是导致瘴气的主要原因，宋代壮医不仅对瘴气的病因病机有所认识，而且进行了初步的分类，并运用当地的方药进行治疗。壮医所说的瘴气包括许多疾病，并不是专指某一个病，故《岭外代答》说：“南方凡病，皆渭之瘴”，瘴气，壮医按发病季节分为青草瘴、黄梅瘴、新禾瘴、黄茅瘴；按症状表现及性质分为冷瘴、热瘴、哑瘴，在与瘴气作斗争的实践中，壮医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除了唐宋时期的本草著作收载不少岭南治瘴的药物外，《岭南卫生方》记载了大量的岭南人治瘴经验，《岭外代答》则记载了壮族地区使用针刺疗法治疗热瘴的经验：“南人热瘴发一、二日，以针刺其上、下唇，……发瘴过经，病已入里而濒死者，刺病人阴jing而愈”。壮医对瘴气的认识与治疗，丰富了祖国医学的内容，可以说，在当时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壮族医学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出现了壮医理论的雏形。大约宋代以后，壮医已引进中医的阴阳概念，用以解释人体的生理现象及疾病的病因病机，促进了壮医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