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丹溪

朱丹溪，名震亨，字彦修，后尊称他“丹溪翁”，是元代婺州羲乌（今浙江义乌）人，是“金元四大家”之一——“滋阴派”的创始人。他的生活年代较前面三位较晚，但在学术理论上，可以说是集前三者之大成，是最完整、最详备的。

朱丹溪

　　朱丹溪自幼好学，记忆力极强，能“日诵千言”。三十岁的时候，他听说有一位许谦许文懿先生教授南宋理学家朱熹的学说，便前往拜师学艺。他才学渊博，对文史及哲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许先生也十分欣赏他。一天，许先生对他说：“我患病日久，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医生为我治病，恐怕是不会好的。你很聪明，又喜爱钻研，如果学医，一定会是一名好医生。”朱丹读30岁时，母亲患胃病，便自学医学知识为母亲治好了病，对医学本已有些了解，经老师一提醒，便放弃了仕途，一心求师学医。

　　他听说武林县的罗知悌先生医术十分精湛，曾做过御医，人称“太无先生”，于是前去拜师。罗和悌从来不收学生，对他的到来也极不欢迎，几次将他赶了出去。后来有人悄悄告诉罗先生这位是许文懿的学生，过分冷落他恐遭非议。罗和悌本已深为他的精神所感动，听人这样说，便将他招进屋中问道：“莫非你就是朱彦候吗？”当时的朱震亨已经小有名气了。此时，他44岁，便开始从师学医。罗和悌十分喜爱这个学生，将自己的本领倾囊相授。罗和悌是刘完素的再传弟子，精通李杲、张从正的学术理论，可以说是集众家之所长，又将《内经》、《难经》等书详细讲解给朱震亨，并每日让他在一旁看他治病，几年之后，朱丹溪学成回到乡里，一举治好了老师几十年无人能治好的病，名声大震。当时的医生受到宋朝局方的限制，只会用成方，不能辨证施治，也就多无疗效。他们视其为异端之说，竟然自己选药组方，但是见到了神奇的疗效后，也就心悦诚服了，甚至有人要拜他为师。

 　　朱丹溪生活在相对稳定的年代里，那时的统治者整日寻欢作乐，生活奢靡浮华，身体阴精亏损，形体羸弱，他就此社会现象创立了独特的“滋阴派”。他认为人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这也是对刘完素的火热论、李杲的脾胃论的又一重要发挥。阳有余，若再用温热药物是不合适的，必须使用清凉滋阴的药物，才能治好这样的病。同时，他也要求人们节饮食，减嗜欲以制“相火”之动。中医学理论中，人体的生命中有君火与相火的差别，君火为生命之火，标志着生与死的差别，相火则标志人体生命活力，是支持人体生命活动的主要动力。好色贪杯，易使相火妄动，阴精耗损，对生命的消耗极大。因此，朱丹溪认为对此既不可妄攻，又不能蛮补，对于张子和与李杲的学说加以揉和折中，力主滋阴疗法，并创建了许多流传后世的著名方剂。他的学说可以说是四大家中的集大成者。

　　朱丹溪的著作为《格致余论》、《丹溪心法》、《局方发挥》等，他也成为了我国历史的一代名医。金元四大家的出现，是宋朝的《局方》颁布以后，医学上的一次突破和进步，他们改变了当时医生泥于旧方熟药，不能积极辨证的医疗风气，积极面对现实问题，辨证施治。而且皆非死守一理，不变不活的保守派，学说的建立，也是在学术上纠正偏颇时使用的一家之言，而在临证时，他们同样都十分重视辨证和分析，也决不会受到自己的学说的限制。李杲也对实证患者同样使用攻下法，张子和见老弱儿童时也要使用补养的方法，这也许就是他们成功的重要原因。这里，更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在学习别人的理论时，要敏于学而勤于思，懂得“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道理。我们应该学习的是思维方式和学术特征，而对于方药治法，则必须灵活使用，视具体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