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人求医心态看古代民间医人水平第 9 页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欧洲的历史，虽然在16－17世纪以解剖学和血液循环理论为标志的医学革命开始之前，欧洲医学水平并不见得比中国更高，但是在中世纪时，欧洲大学里已经有了医学专业，许多大学尤其是德国的大学对学生获得医生资格有严格的要求，而且，当时出现了一些颁发行医资格的机构和组织，主要有教会、行会、医学会、城市议会等，[15](P117-123)这样就为民众提供了一个衡量医师水平的客观标准。而中国始终没有出现这样的机关和组织，医人学业、功力皆无可客观衡量且明白易见之标准，此种状况无疑对“福医”、“时医”现象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西学东渐的清代后期，这一对比体现得更为明显，《皇朝经世文统编》卷99《格物部·医学·论中西医学之不同》：

　　但华人习医，或得自祖传，或获从秘授，终不外口耳之学、摭拾之功。否则学儒不成，因而涉猎熟读（汤头）歌诀，便挂招牌，此不但医理之精微未能领会，即脉理之虚实亦未克分明也。若西人则学有专营，功无泛骛，物物皆资考镜，事事必本躬亲，童而习之，壮而行焉。复由医院考试而来，兼有医生荐书为据，故其权甚大，其望极尊，非若华人医生夫人皆可为之也。

　　西方国家医生专业能力“由医院考试而来”，并且有“医生荐书为据”，这样就在医人学力、能力两方面为社会提供了衡量标准，而中国传统医人“学”则来自于师、父，“业”则自行挂牌悬壶，在这种情况下，不但患者择医如同雾里看花，医人自身权威性也得不到保障，《皇朝经世文统编》卷99《格物部五·医学·论中西治疾之法不同》：

　　若西医则不然，其习学也，必由小学校渐升至中学校，洎得入大学校，卒业试之而可，然后授以凭证，使之行道济时，当入塾之初，医师先授以剖解尸骸之法，俾知人之脏腑骨格、血气筋骸，了然于心，如指诸掌，而后使其辨别药性，析及毫芒，必至学业有成，始示以诊治之术，故常有青年就傅至须髯如戟，犹侪弟子之班者。惟欲求其习之精，故习之不得不慎也。若病者则既延某医，即笃信其说，从无有今日倩甲施治、明日又延乙诊之者。诚以医派既同条而共贯，虽屡经数医辨难，药方终略无所殊，更何必徒乱心神，以病者为习射之鹄哉？乃华人则不知此理。每逢小极。初必延近处医者切脉开方，谓可以省医金、免周折也。及药之不效，则改延略有名望曾愈数人者，或则同时延二三医，令其将药味病情互相商略，直至病已危殆，诸医皆束手咨嗟，于是不惜巨金，遍延学有根柢、名不虚传之医生治之，而已梦应膏肓，终苦无能为力，吁嗟晚矣，悔无及矣。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