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医八大关系第 7 页

　　其实，中医和西医都首先是辨病的，中医辨证是在中医“病”的框架内进行的，而中医病证与西医疾病之间也存在着广泛的内在联系。对应该如何认识中医“病”与“证”、辨病与辨证及中医病证与西医疾病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明确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中医首先是辨病的。所谓病，是指由特定病因、发病形式、病机、发展规律和转归的一种完整过程。《伤寒论》诸篇名皆把“辨某某病”列在前面，其后才是脉证并治，有人认为脉证平列也都是属于疾病之象。《金匮要略》作为论述杂病诊治的经典著作，全文共22篇，所论疾病就达40余种。从后世历代中医临床文献记载看，也都是以病名为篇，按病施治，或辨病在先辨证在后的。因此，有人考证中国在清代以前并没有辨证论治之说。明代周之干的《慎斋遗书》中始见辨证施治，清代章虚谷的《医门棒喝》中始见辨证论治，但这里的论治并非指中医治病的唯一法则，而是指在审察病机的前提下进行辨证化裁。

　　第二，中医学所辨之“病”与所辨之“证”是“纲”和“目”、统领和从属的关系。张仲景在《伤寒论》中首创既辨病又辨证，病证结合的诊断模式，《伤寒论》诸篇皆先“辨某某病”而后“脉证并治”，把辨证限定在六经诸病的范畴之内进行。原文排列也是先论病而后辨证，以病统证、病下分证的诊断层次十分清晰。《金匮要略》以病分型，随证施治，形成以“脏腑辨证”为核心治疗杂病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如将“腹满”病分为厚朴三物汤证、大承气汤证、厚朴七物汤证、大柴胡汤证等进行辨证论治。这种依病辨证的体系成为后世历代医家临床诊疗的基本模式。

　　第三，辨证论治的优势与不足。辨证论治的优势在于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宏观调控的目的，因为“证”既反映局部病变，又反映全身状态，根据“证”而立法组方进行的治疗对病因、病位等都有较强的针对性，因而最有可能获得较好的综合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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