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对外教育应以汉语为主要语言工具

□ 周志彬 汤朝晖 谢克庆  成都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中医药对外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早在魏晋和隋唐时期，中医药就先后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地，而外国也派遣留学人员前来我国学习，如日本派遣隋使、遣唐使10余次，其中就包括大批学习中医药的人员。中医药不仅对这些国家人民群众的防病治病和养生保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作为文化载体的汉语、汉字，也为促进当地的文化水平而功不可没。此后的一千余年间，中医药又先后传播到阿拉伯、印度、欧洲等地。
　　为了促进中医药对外教育，外语（主要是英语）翻译工作者已经为中医药的国际化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在教学过程中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然而中医药的英语翻译并非完善，其中存在着很多不规范或者暂时无法规范的问题。例如对理论术语的翻译，有些词汇可以在英语中找到对应的单词，为意译法，有些则没有，那么就以汉语拼音代替，为音译法，然而又有些中医名词的含义多达数十种，连音译也解决不了，何况汉语用的是单音象形字，同音异义字很多，音译多了，难保不出现混乱。又如对中药和方剂的翻译，有人主张全用英语，有人主张全用汉语拼音，有人则主张英语、拉丁语、汉语拼音并用，如此莫衷一是，岂不令学者一头雾水？再如腧穴名称，既不是意译，也不是音译，而是用所在经脉的字母编码加编号来代替，这样一来，把腧穴名称原本所带有的医学内涵和文化意蕴一笔抹杀，这跟囫囵吞枣又有何区别呢？并且除了十四经穴以外，尚有数百个经外奇穴，显然不能都用编号来表示。既然翻译工作存在如此之多的问题，那么传授给外国人的中医药还有多少成分是原汁原味的呢？
　　诚然，要做好中医药的对外交流、对外教育以及中医药的国际化工作，中医药的专业外语翻译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却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中医药的根在中国，中医药的载体是汉语、汉字，现存一万余种中医药古籍，无一不是以汉字写成的。要想对中医药有较深入的研究，不懂汉语是做不到的。正如当今世界科技最前沿、最尖端的技术，总是最先发表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几个国家的期刊上，那么要学好现代科技知识，就必须掌握英语。二者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提高中医药学者的汉语水平，直接以汉语作为学习和思考的工具。
　　除了中医药的外语翻译本身所存在的局限以外，还有一个文化交往中的不对等问题，即中国留学生在外国要用好几个月甚至一两年的时间专修当地语言，而外国留学生在中国时则基本上不用（汉语言文学专业除外）。当然这其中有历史造成的原因，也有现实环境的需求。其实对外汉语教学有着比文化交流更加久远的历史，而且其生命力也一直都很旺盛。在清代以前，中国国力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时候，对汉语的学习不仅是那些要在中国进行传教或者经商等活动的外国人的个人行为，甚至还成为一些国家的政府行为。他们当时对汉语的学习和研究，比起当前中国人对外语的学习和研究，应当说毫不逊色。此外，在我们的邻国朝鲜、韩国和日本，汉字在他们的语言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至今还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特别是日本，对中国古典医籍的研究极为重视。因此他们对中医药的学习和研究，自然也离不开对汉语的学习和掌握。
　　在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在我们将传统中医药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今天，在我们倡导“中医药走出去”的今天，更应当注重对中医药文化原创性的保护，对中医药文化的原始载体———我们的母语———汉语的保护。因此，中医药对外教育中以外语为主要语言工具的现状必须得到改变，以汉语为主要语言工具的中医药对外教育必须提上日程。只有如此，中医药才能真正地走出去，真正实现中医药国际化。
　　目前，国内已有北京、上海、天津等多所中医药高等院校开展了对外汉语教学，有些学校还开办了对外汉语本科专业，以培养对外汉语教学的师资。但是，由于尚处于起步阶段，各个院校自立山头，各自为政，对外汉语教学的很多内容并不规范。因此，笔者不揣冒昧，提出以下建议：
　　（1）在进行中医药专业汉语教学之前，对外国留学生设立统一“门槛”，如必须通过中国国家汉语水平考试（HSK）四级或六级。
　　（2）针对海外留学生的母语语种、既有汉语水平、留学时间长短等具体情况，分别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
　　（3）开设课程应包括中医药基础汉语、中医药古代汉语、中医临床汉语口语、中医汉语写作、中国文化基础、书法等，针对各门课程编写统一的教材。
　　（4）在海外开办类似“孔子学院”的中医药专门教育机构，有计划、有规模地加强对外汉语教学，传播中医药知识和文化。